城市与工地 —— 谈周军作品

张朝晖
在将近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最显而易见的发展应该是城市建设了，原本落后而破旧的文革后城市面貌现代化的城市景观集聚演变，贫穷的乡村也迅速被城市化的浪潮所覆盖；同时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涌向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城市。因此，中国的城市在过去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是不断演变的巨大建筑。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能回避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更不可能逃离建筑工地的干扰——最基本的是，当今大多数成年人已经有了到工地看房和买房的经历。当然，对于在这个过程中长大的中国年轻艺术家来说，城市化是他们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他们创造艺术的背景。大概从十五年前开始，当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雏形开始出现时，便有艺术家开始了针对城市与现代化文化的探索的艺术实践，例如张大力在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实施的城市涂鸦，以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参与到这个行列中来。年轻的艺术家周军也是这样一位以城市中的工地为工作对象的当代艺术探索者。

在南京长大的周军对古代的中国城市有着深深的迷恋，并对中国的传统审美怀有独特的敏感性。他的作品总带有或多或少的怀旧气质，这是许多在具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城市长大的艺术家的一个共性，例如在北京，上海等地比较明显地体现出这样的物质。但周军的艺术却是在城市的工地上展开的，并根据自己的感受构建出一种视觉语言。他有感于中国城市的急剧扩大和迅速膨胀，有感于传统建筑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有感于被现代工商业建筑所颠覆和侵蚀的审美理想，从而使用摄影记录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和文化面貌。

与一般的摄影记录不同的是，艺术家一方面使用黑白照片的效果，另一方面，在画面的特定局部处理成为红色，尤其是建筑工地的脚手架和遮盖工地的围栏及围幕；这是他的作品很特殊的视觉特征。例如，在北京故宫中心位置的太和殿工地，艺术家将包围着巨大宫殿的脚手架完全染成红色，而在工地现场，一张与太和殿等比例的，实际上是很巨大照片被放置在工地的脚手架上，试图遮挡工地，同时又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一个鲜明的视觉印象。但在周军的作品中，这个场景被置换成仿佛是被篡改了的历史照片。相似的作品还有天坛的巨大穹隆顶。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经典在一轮轮的城市改造与为迎合旅游和各种形象工程的需要而进行的翻新过程中，其内涵被一遍遍的过滤和稀释。黑白的选择本身在画面上就带有怀旧的情绪，在局部的红色附加物/辅助物成为视觉中心点的同时，将观众思维带入一个有失重感的真空。需要一个支点，来重新调整感觉与认识的平衡。

他的作品总带有或多或少的怀旧气质，这是许多在具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城市长大的艺术家的一个共性。
张朝辉

周军的作品在现实的基础上营造了一个个幻觉般的现实，我们是生活在工地还是城市？过去的文化记忆是否可以同今天的生存经验叠加在一起？过去的辉煌是否可以延伸到今天？现在的感觉怎样梳理才能是现在？过去与现在的经验又如何去影响未来？然而，在北京，一个超真实的城市世界正从传统文化的废墟和钢筋水泥的工地上迅速地崛起。在2008年奥运会来临之际，试图告诉世界一个指向未来的另一个可能。但对于那些有一定人生阅历的艺术家而言，情况并不是那的乐观。可以确定的是，这一代艺术家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认同在这样的工地和城市环境中一次次地被翻新和铸造。

红色在中国的文化记忆中有着特殊而且丰富又微妙的含义，一方面是民间喜庆的颜色，例如在过节和婚礼习俗中往往使用大红色，另一方面，红色也代表着激进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还代表着权威性的和不容质疑的政治权力；而且，在人们的内心世界，红色还与中国的几次社会性的政治流血事件有关。因此，从不同人的视角和不同的叙事背景中，红色的所指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有关工地建筑、城市黑白照片和红色的组合打开了多重意义的空间，可以容纳多种多样的解读。

同样的艺术手法也被使用到北京的奥运会建筑工地上。艺术家首先拍摄了这个巨大的钢铁建筑的工地，然后在局部的脚手架，围栏，以及地下基础设施部分处理成红色。和这个比故宫大许多倍的国家体育中心会场 - 被称为巨大鸟巢的西方后现代建筑大师的杰作——出现在北京的地平线上，并在2008年同时向世界开放，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但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个代表东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威，一个是后现代社会技术的进步。两者在中国的工地和城市中正在进行着没有结果的对话。

所以，看周军的作品，你会觉得艺术家将现在到处是工地的北京和上海转变成一个巨大的舞台，而即将上台演出的各种角色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或者化妆。

一座城市是这样，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是从来如此。

 

2007年春末于北京